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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多的学习、磨练，《新电子》总编辑曹健开始对文章和图片如何搭配有点感觉了。“我们现在已经专门腾出一个文字编辑负责图片和文章如何融合的任务，寻找或制作与文章相应的图片。我们已经积累了1000多张图片，还在不断购买一些。”一本杂志要看什么？就是要看它的封面设计、封面文章以及文章标题所传达的独特的见解。一本杂志的封面不仅是杂志的“门面”，更是总编辑思想水平的具体体现。
《新电子》的版面设计和封面故事的挖掘已经赢得了在华南地区首屈一指的“高档IT媒体”的称号，“一上书摊走得非常快”，发行量已经突破6万份。文章刚一出炉就会被众多网站转载推荐，影响力开始从华南渗透到全国。“做一份有独家见解的杂志”是《新电子》的广告词，也是曹健对整个团队的要求和思路。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取得这样的成绩的确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但经历的困难与风雨也让曹健想起来有些“后怕”。
不知深浅办起了财经杂志
《新电子》的刊号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但一直没有把它好好开发出来。广东新闻出版局的领导发现，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的华南，IT行业的发展也非常活跃，但是却没有一家本地的IT权威媒体。当时在华南比较活跃的专业媒体不是从北京来的（《计算机世界》、《中国计算机报》），就是从西南来的（《电脑报》、《电脑商情报》）。
那么，先从哪儿入手呢？《新电子》开始选择了与刊名比较符合的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应用，5元钱一本，大八开本。从2001年5月开始出版，半月刊。市场反应平淡，书摊更是不愿意接受这“卖不动”的杂志。出版了6期以后不得不暂时停刊，需要一段时间来重新进行市场调研和定位选择。走“新闻路线”比不过报纸，绝对不是杂志的优势，必须走深入报道，把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说透了，才会吸引读者。
这时候，曹健开始接手整个杂志的策划和经营。他选择了IT，尽管当初他对IT的了解也仅限于“IT=电脑”的水平，甚至对电脑本身也有一种排斥感。但“不懂可以学习”，工作的压力迫使曹健开始发挥他的钻研精神，而这一点被他的同事和下属极为震撼，“几个月之后，曹总对IT行业的整个感觉就完全发生了变化，头头是道，俨然多年的专家了。”而曹健自己坦言，自己真的是从IBM、微软、Intel等公司的发展历史开始研究的，几个月内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做了几万字的读书笔记，等到第二天早上再复习一遍。“IT是什么其实也是我经常面试新人时经常问的问题。”曹健认为，尽管无法在短时间内对IT技术的细节了解很深，但从市场和管理的角度来了解这个行业是可行的。而具体技术本身最终还是要体现在市场与管理上，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化大公司总是把研究院纳入到整个公司的运营体系中的原因，而不是象我们过去所做的那样，把技术研究和市场推广分隔开来，到头来还要进行把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艰苦工作。
研究了IT行业之后，曹健要做的就是新闻专业的工作了。一开始，并没有几条枪的杂志要进行采访、要进行编辑、还要进行发行，曹总是身兼数职。文章的最后把关一定是由他亲自完成，从做标题到文中的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一开始有些记者比较投机取巧，把网上的一些内容进行编辑就交稿了事，结果被读者识破，这位记者也得到了相应的处罚。从此以后，曹健作出规定，80%的稿件必须由杂志记者原创，所交稿件必须能说得出来如何采访得来的。
“其实，记者、编辑、总编、读者相互之间就是一个买卖关系。编辑向记者买稿子，总编向编辑买稿子，读者向杂志社买杂志。前一个环节质量得到了控制，后一个环节就不会出问题。所以，如果下一个程序把稿子退给了上一个程序，相关责任人就要得到相应的处罚。”曹健似乎已经摸索出一套有效的管理方法。因为有一次在上海开会让他很没面子：当他刚刚把最新的杂志送给一位工作伙伴时，对方一眼就发现了一处标题的错别字。回来以后立即进行整顿，现在，9万字的杂志出错在几个字甚至没有的水平。
曹健对编辑记者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但对他们的培养锻炼也非常负责。“一位在我们不是一线水平的记者，到其他媒体都是业务骨干。”负责人力资源的何主任介绍说。而曹总对他们的流动始终持积极态度，如果他们觉得在事业上能往高处走，就让他们去吧。“我们对招聘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先从他们提交的作品开始选拔。”市场地位的提升给何主任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底气。
“与国际著名的财经杂志相比，我们的差距不是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把自己定位成财经媒体的曹健显得很有自知之明，“即便是现在非常著名的国内财经杂志，除了几篇封面文章外，也有非常明显的内容‘拼盘’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财经杂志才刚刚开了个头。”曹健认为，最大的差距可能还在于对整个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宏观把握和对数据、事实的采集、分析的时间和力度上。“他们的封面文章可能会做上半年或更长时间，而我们可能是几个星期或一个月就完成了。”
品牌经营不能操之过急
1984年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曹健在有了10年左右北京新华社的生活经历后，于1995年南下广州。先是在电视台做策划，后接手广东戏剧家协会的《新舞台》的改版经营。在1998年刊号整顿中，《新舞台》人马被并入到《广州青年报》，曹健又开始做起了《广州青年报》娱乐版。不被“正统”新闻工作者看好的娱乐版吸引了众多读者，办得有声有色，甚至大过“正报”的销量，几乎可以独立出来经营。
而《新电子》却耗去了曹健相当多的经历，甚至几个晚上都沉浸在文章的立意和标题的揣摩上了。从深度报道开始，向观点独到转变，而深度报道的长度也限制在3500字以内。报纸卖的是新闻，杂志卖的就是观点。丰富的杂志内容倒使《新电子》这个名字显得有些不太贴切了，于是在“新电子”边上又加了一个副题：IT经理人商业周刊（IT-Business
Weekly），一个比较复杂的杂志名称。不过，据说新的名称很快就会批复回来，新的品牌也许又会成为曹健可以出彩的地方。
善于经营的曹健显然不愿做亏本买卖，“杂志的赢利状况怎么样？”这是必然要问的话题。
“现在还是亏本，我们预计一本品牌杂志的打造成功至少要投入600万人民币，而我们已经投了400万。任何浮躁的想法都不应该有，很多媒体就是在赢利这个问题上操之过急而丧失了成为一个品牌媒体的绝好机会。”曹健说，现在已经有很多国际化大客户开始研究我们这份杂志，也做出预算投到我们中来。“我们对广告客户也会有所选择，宁可不做也不会降低报价，因为广告客户也是杂志档次的一个具体体现。”
杂志的发展计划正在稳步推进。今年8月，《新电子》北京办事处成立，一批经验丰富的记者队伍加盟，尽管远在华南，《新电子》杂志的迅速崛起已经成了北京记者圈内的热门话题。2000年11月，教育部发出实施“校校通“的通知，要求在5-10年内，使全国90%左右独立建制的中小学校能够上网，共享网上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因为广东省教育厅的一份文件指定一家公司独享一个近亿元的市场，让众多跃跃欲试的软件企业感到愤懑。尽管事件极具新闻价值，但要报道这样一个事关当地主管部门的事件没有一点胆识是不行的。《新电子》组织记者进行了历时一个多月的调查采访，临到发稿曹健和他的团队还在掂量发还是不发，结果以《是谁通吃了广东“校校通”市场？》为题在11月1日推出了独家调查。“一石激起千层浪”，一篇报道引发了很多人说出憋在心里的话，有的厂商还把文章翻译成英文，传到国外总部，称“有一家新锐杂志敢说真话”。
其实一个媒体最重要的就是“公信力”，在一个问题上能否“一碗水端平”，照顾到各方利益。曹健至今聊起这件事情仍然觉得非常兴奋，享受着作为媒体人的愉悦。《爱立信兵败中国》更是引起了巨大凡响，前不久。《新电子》参加在香港举行的亚洲电信展，与《商业周刊》、《经济学人》一起做推广，1000多本登载了《爱立信兵败中国》的杂志被一抢而空。《新电子》的影响力得到了有力提升，一次展会就定出了几十份杂志。广东内地如移动和联通等公司更是密切关注杂志的报道内容，仅广发银行就订了50份杂志送给客户。
“做一家有独立见解的杂志”，这是《新电子》的口号，但我知道，这些独立见解多半来自于曹健总编的脑子。我甚至有些奇怪，一边做着娱乐新闻的曹总，是如何在娱乐新闻和“严肃”的IT财经报道中来回“切换”的？据说，《广州青年报》的娱乐版每周两期，每期销售额都超过20万，而现在亏本的《新电子》也有把握在不长的时间内很快回收成本。曹健的如意算盘能否打成还要看未来的表现怎样，从现在的势头来看前景不错，不过，还得多几个象曹总一样的“脑子”，才能维持这源源不断的“独家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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